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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女性不堪性骚扰起诉上司 审判遇法律难题
2003年4月，一位叫雷蔓的白领女性以“性骚扰”为由把她的前上司告上法庭。由此，北京第一例“性骚扰”案浮出水面。昨天，记者致电某著名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透露：法律上如何界定和惩罚“性骚扰”仍然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此前他们曾拒绝了雷蔓委托他们做代理人的请求——
案件回放：
据北京电视电报道：雷蔓原是某著名高科技企业的员工。据雷蔓说，她的顶头上司曾多次触碰她的腰部和腰部以下敏感部位，对其进行“性骚扰”。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出辞职，但事后却发现由于原上司的阻挠，她无法再找到其他工作。于是，她只得诉诸法律。日前，海淀法院已受理此案。
难题一：
无明确制裁性法规
“性骚扰”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条明确调控“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规范，只能找到一些隐含禁止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规范。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在《民法通则》中有一些针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款，但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既不确定何种行为即构成“性骚扰”，也自然没有关于何种程度的“性骚扰”应受何种程度制裁的规定。给律师和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操作带来很大难度，更使普通百姓对于“性骚扰”的界定难以把握。
难题二：
行为隐蔽案件取证难
由于“性骚扰”行为的隐蔽性，私密性，“性骚扰”案很难取到确凿的证据。法律专家指出：一方面，“性骚扰”本身是一种主观敏感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办公室里发生的，只有两人在场，究竟是不是“性骚扰”就没有人能说清。即使“性骚扰”受害者能偷偷录音录像，但是这种证据的获取也会因为取证程序不合法而无法被法院认定。
难题三：
无先例可鉴断案难操作
对于“性骚扰”行为的调控向来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国在“性骚扰”立法上是滞后的。曾有人建议国家最高司法部门就此问题形成应急性的司法解释，以便有先例可鉴。也有专家指出，在没有统一法规出台以前，各个单位可以先制定有关“性骚扰”的法则，以此增强调控的可操作性。
总之，随着这一社会问题的凸显，“反性骚扰”提上立法日程迫在眉睫，与之相辅的规定和细化条款也应及早出台。实习记者刘映花
法治链接
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原告被驳回
2001年12月，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审在西安审结，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童女士的起诉。在该案中，西安市一位国有企业女职员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她的上司总经理向她进行了性骚扰，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求总经理对她赔礼道歉。这是我国第一起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件。(刘映花)
八成女性受过性骚扰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性骚扰中50%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性骚扰方式一般有：口头性骚扰：语言下流，讲述个人性经历等；行为性骚扰：故意碰撞或触摸异性敏感部位，诱导或强迫异性看黄色录像带或刊物、照片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郭永运代表说，如何界定、惩治、防范性骚扰，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当事人往往难以启齿，调查取证又异常困难，处理起来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我国目前并无明确的制裁“性骚扰”行为的法律规范，只在一些法律中有间接的、为数不多的规定。如《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
发布日期：2005-08-30 作者/转载： 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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