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有助提高工资标准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如何选择自己的市场战略，也多多少少有点当局者迷。

大多数的企业都在选择出口，以至于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已经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以今年上半年统计来看，进出口总值占GDP70％，而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人民币改变汇率形成机制并进行币值重估后，人民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走一个持续小步升值的路子。这个未来并不遥远，也许两年，也许三年。而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国际环境下，出口企业会面对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左边是陆地，右边是大海。

怎么走？企业在困惑，政府也在选择。

不过，政府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就是向左，向左，逐步向左。

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过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战略选择。

向内需过渡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真的供过于求了吗？

答案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

林毅夫不久前在谈到中国经济面对通缩挑战时认为，价格走跌的原因在于国内产品供给过剩。

林毅夫看到了导致通缩危险的原因所在，但这是短期问题。

产品是过剩了，但这是结构性的过剩。改变供给结构，就会创造需求。最好的供给，首先就是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社保制度完善的条件下，居民就会减少储蓄，提高消费水平。

我在7月12日的评论《为什么不讨论长周期》一文中提到，“对国内供给与通缩关系的看法，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看，结论也不同。短期的观点是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从而产生通缩。长期的观点是，由于保障性产品供给不足，致使居民不得不保持高储蓄率，从而限制了一般性消费。”

由此看来，扩大内需的首要办法就是提高保障性产品的供给。

如何提供？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23日，吴晓灵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了这个观点。吴晓灵说，真正制约经济发展和我们消费的，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因而要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加大社会保障及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这样才能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推动消费。

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

吴晓灵这样说，意味着央行和财政部的意见是统一的。公共财政和公共产品，也许成为媒体上与人民币升值一样热的词汇。

刺激消费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居民收入。

当然，收入的增加取决于GDP的增长。不过，对于靠低价竞争的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其持续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没有价格弹性的，大量廉价农民工连续不断地为沿海的出口加工企业提供着劳动力。我在6月23日中华工商时报与南开大学国际经贸系联合举行的“中国步入贸易冲突时代”的研讨会上发言说：“中国的问题在于长期以加工贸易为主，造成‘悲惨的增长’。国内加工企业工人收入随出口增加有限，低收入阶层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缓慢。所以，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收入不高引起的。”

还是吴晓灵，她也给出了刺激内需的另一个政策主张，即给工人加薪，提高劳动成本。

吴晓灵说：“我们以廉价的劳动力去出口，牺牲了我们国内劳动者的福利，用低价的产品出口，世界上享受了中国低价劳动力的好处，不但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摩擦，因此我们应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待遇，最起码应该坚守最低工资保障，应该给所有的劳动者上好三险。”“我们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了，在国内消费增加了，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吴晓灵的观点显然是代表央行的观点。在我看来，吴晓灵作为央行副行长，她不仅是表达学术观点，她也会在职权范围内，去努力地推动这件事。

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强制性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显然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好办法。而从讲政治的角度看，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所必须做的基础工作。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更是扩大内需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