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百年前，当以福特，通用等一批象征工业革命高潮的大企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社会的主流力量，当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通用总裁斯隆等开始成为美国社会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这时的美国，以报纸为首的媒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早在1810年美国就有了376家报纸，到1828年已达到将近900家。这时的美国，以哈佛，哥伦比亚等一批“长青滕大学”已走过了一两百年，美国的中介服务与监督组织如律师事务所等，也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角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企业家阶层，他们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先驱阶层，当企业家阶层形成的时候，构成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如作家，教师，律师，会计师，公务人员，小业主，记者早已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其实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才有最近去世的德鲁克会自豪地说：管理学，那是我开创的学科！
这种格局告诉我们，企业家阶层做为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产物。用大白话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同时，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与法制社会（监督），那么企业家自己也不会被创造出来，至少不持续。
比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西方企业家发展历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存在着三个平台的共生与共赢，这就是企业构成的操作平台，媒介构成的理性平台，以及大学、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思维平台。
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枝独秀，是企业家的自我毁灭之路
这三个平台的作用，颇像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作用：既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企业的操作平台强调的是结果，即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创造利润。理性平台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这种公正和客观源于制度保证与职业道德：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1923年颁布了新闻工作准则；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1926年正式表决通过道德规范。而大学、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方向与手段，源于这类中介组织的生存逻辑是：他们靠卖知识为生。
象近年来安然、安达信这类公司的倒闭，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安然或安达信这类世界一流公司会如此快地倒闭。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亚当斯密，没有泰勒，没有德鲁克等等经济或管理大师，没有一大批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今天的企业会是什么样？
中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同样，中国社会结构也是从计划体制转型而来的。我们的转型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让企业先强大起来”。这种转型政策下的企业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变成了一枝独秀：企业家将操作平台，理性平台，思维平台“三位一体”--企业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对自己的评价，也代表了业界“大脑”对未来和发展道路的指引，更不用说一手控制的企业操作平台了。
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无论大小，企业首脑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在用权力或金钱诱使下属对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落马的企业家，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极至之后，乐极而生悲。有几个真的在媒介揭露下倒台的？又有几个在实践新理论时完蛋的？
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对企业家的不负责任
当改革开放过去二十多年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简单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家们在兴高采列地庆祝自己的企业多少周年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两点：
一方面，与企业共生的其他部分，比如媒介，比如大学或研究机构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显然，企业作为社会共生体的一部分，没有其他平台的发展，企业平台的兴盛就可能不过是个泡沫而已。如果要单纯谈市场繁荣，那“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兴盛又为什么会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在双轨制下突围而来的，是在缺乏足够媒介平台监督，缺乏思维平台支撑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成功经验其实非常狭隘。在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和谐社会环境下，接下来就反而是这批企业家的不适应：他们的成功经验已经过时。
由此来看，我们可能就不那么兴奋了。当我们的商业界只有企业之操作平台，缺乏思维平台对规律的提示与对未来的把握，缺乏理性平台之第三方公正，那么企业家就像三支脚的桌子只剩了一只脚，除了将这支脚的能力放大来支撑这张桌子，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在我看来，人放纵自己的成就感，实在也不算是多大的罪过。人毕竟不是上帝，人之为人便在于人是一个经常犯错的无知生灵。真正可怕是在这种放纵下去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将会是个什么前景？
所以，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在既得利益的收买下去为企业家制造“良好舆论环境”，不仅是对企业家一种不负责任，而且将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营企业显然是一场马位松，而不是一场百米短跑。如果有人用百米短跑的办法在跑马拉松，真不知道那些为此加油的口号，是出于不懂？还是为了一已之利而别有用心？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企业的改革，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来的。由此，我们需要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来看待中国企业改革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第一，我们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就会带来社会组织的分化。企业的一枝独秀，就是这种分化的一种表现，过去国营企业，国家媒体，国家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国营”体系，分化成“企业国退民进”的局面，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第二，分化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分化的目的是为了在更高层面的整合与协调，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在目前企业或企业家一支独大的现状下，我们显然不能一味鼓励企业更加一枝独秀，而是要提醒那些放大自我的企业家，当市场经济制度正在完善，与此相应的媒介平台与思维平台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不适应新形式的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些优秀企业或企业家！
现实也正在证明这种判断。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坎”。
这个“坎”的意义是，当中国企业成长状大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政府的正规化，法制化努力，是媒介日渐强大的第三方公正，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走向独立的思维导向，导致那些基础不稳的民营大企业崩盘，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权力干预，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前一段科利华，托普，德隆等一批企业的兴衰，只不过是这一环境变化的一个先兆，接下来，我觉得将会有更多所谓的优秀企业面临这一挑战。
没有英雄的现实是寂寞的，但只有英雄的现实则是可悲的，企业家阶层作为社会中产阶层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它的强大显然有赖于与其他利益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共生与共赢，有赖于这一利益群体接受其他利益群体制约与监督。当道坎横亘在前进道路上，那么这种无形的坎就将成为一种机制：一个企业家现在还不太习惯接受，但却不能不习惯接受的机制！因为那道坎的名字叫淘汰。
----- 来源 ：致信网
